诗与权力的重要性

时间:2020-08-06

对每个统治政权而言,所有与国家政策和社会主流观念牴触的思想言论,乃至大众出版物都被视为危险的对象,进而打压查禁和销毁,甚至将这些反体制人士关进牢狱,以示惩戒(杀害)来突显自身的权威和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我们若把历史视点拉回到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同样可以看见这些无声中的杀伐拑制,给诗人、作家和各种主义的信仰者带来多大的压迫。质言之,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下,不仅异议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那些看似与世无争的文学书籍未必就能逃过劫难。

因为在统治当局看来,文学书籍所写的内容,若实质影响社会秩序及败坏社会风俗,他们即可逕行查禁和问罪,尤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活动和农民运动的组织活动格外敏感,更别说那些激进批判国家体制的异见人士、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言论主张了,必然遭到无情的迫害。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反讽,相对于反体制的社会运动,表现诗人思想情感的诗集应该不具危险性,它依然被列入查禁名单中。

儿玉花外与大冢甲山

概括地说,从明治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引进和研究,到启蒙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崛起,到了日俄战争和反战活动、以及以幸德秋水为首的「大(谋)逆事件」之后,统治当局强烈打压下就逐渐沉寂下来,直到大正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社会主义派的诗人才又慢慢恢复了活动。毋庸置疑,这时期的诗作,都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与此同时,不脱明治时期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显示其对世界文学的模仿吸引和逐渐内化的日本诗歌精神。

当时,有两股力量促成了社会主义诗歌的问世:其一,为堺利彦、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木下尚江、山口孤剑、原霞外等社会主义运动者,其二,即儿玉花外(着有《社会主义诗集》)、根岸正吉(着有诗集《在最底层歌唱》)、大冢甲山(留下诗作千篇、俳句一万句,短歌2400余首)、小冢空谷、松冈荒村等诗人,他们以诗作作为方法介入政治和社会,反映弱势阶层的生存困境。在儿玉花外的诗集中,一首题名为〈自杀的失业者〉的诗作,经常受到近代日本文学史家的援引,这首现代诗这样写道:

漫长而艰苦的劳动 这种苦头只有鬼才能忍受穷人瘦如一根青草肺病又来折腾就像咯血的布穀鸟四处徬徨无所依想必至今还在悲怆啼叫得口吐鲜血(节译)

任何人读过这首诗作之后,多半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悲愤,他为底层的苦命人打抱不平,为他们伸张正义的声音,同时突显了当时尖锐而深刻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在明治政府的认定,这种为劳工请命的抒情诗作,已然超越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不能视为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推升到政治问题,很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回响,进而给明治政府造成冲击。换言之,依统治者的观点,所有同情社会弱势族群的诗歌作品,不适用于「诗与文学」这个概念,而必须严加查禁不得贩售,断绝它对社会层面和因阅读所带来的效应。因此,毫无意外的,儿玉花外这部《社会主义诗集》,理所当然地成为头号被查禁的诗集,根据资料指出,当时该诗集印量一千册,印书刻板遭到了没收。

禁书与言论整肃

在此,有必要指出,日本在禁止出版和禁止发售条例上的不同。前者是完全禁止出版物继续刊行的制度,对于定期刊物而言,等于判处死刑。这个制度于明治9年(1876)以「妨害国家安宁」为由,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法律上(《禁止或停止出版妨害国家安宁的刊行物文件》明治9年7月5日太政官布告第98条)。其后,扩大到「败坏风俗的出版物」,明治16年(1883)和1887年的新闻条例中,都保留了这个制度。所谓禁止出版物发售(配送),略称为禁售。这个词的正确涵义是指战前根据新闻法和出版法,内务大臣以扰乱社会秩序和伤风败俗为理由,发布命令禁止发售已经出版的出版物。由内务大臣下令禁止发售是单方面的,其适当与否无需透过审判确定,违反命令则被课以刑罚。

诗与权力的重要性

穷苦得不到共鸣

正值日俄战争方兴未艾之际,日本诗坛出现了不少反战的声浪和诗作,大冢甲山即名留青史的诗人之一。他与其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抱持着反战精神,积极参与反战运动。不过,在诗歌风格上,他与儿玉花外略为不同,其诗作较少政治口号的控诉,措辞委婉些,毋宁说,他运用抒情的笔触向劳动者投以关怀的目光。他发表于《平民新闻》(明治37年8月21日)的诗作〈车夫〉,带有写实主义的诗歌意象,颇获穷苦民众的共鸣。

我宁愿出生为马儘管挨鞕子痛苦却有秣草吃个饱夜晚也能补个眠

妻儿饥饿病卧在床我不敢面对呻吟声神情沮丧蹑手蹑脚立在十字路口揽客(节译)

大冢甲山发表这首诗作后,同年又创作〈渔夫一家〉,描写作为家中顶樑柱的丈夫,因收到「徵兵召集令」,全家人顿时六神无主,陷入极度的惶惑状态。此外,他在诗作〈笼中鸟〉中,表达「在我内心深处,有不可束缚之物」,强烈体现出对自由思想的憧憬追求。与大冢甲山相比,小冢空谷的诗风就更直抒胸臆了,其〈革命行〉明显有其时代的烙印:「来吧,革命!革命,来吧!正义将光耀政治,革命成功的黎明,即是理想社会的序幕」。

以反战诗人闻名的木下尚江,对在明治维新政权重编的过程中,得到贵族阶级利益的华族(贵族),投以无情的讽刺,他在其〈打鼓歌〉一诗中,这样写道:「华族之妾的头上,为什幺闪闪发亮,那是钻石吗?不,不,肯定不是。那是可爱农民的汗光!咚咚咚咚(节译)」。

诗与权力的重要性

石川啄木的一滴墨

正如前述,发生于明治40年(1910)的「大逆事件」,亦即日本知识人通称的思想言论面临的「严寒时代」,经由这起事件的严肃,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彻底的压制,这使得支持和同情这股社会运动力量的诗人处境更为艰难,有些诗人作家因此噤若寒蝉或转为低调,或者仅以隐微表现诗歌的理想,在这股肃杀成风的时代氛围下,必须提及石川啄木(1886-1912)这位敢于放言的早逝诗人。具体来说,他的诗文与该时代的脉动是紧密相连的,同时亦不掩蔽自己的生活苦境,让读者重新确认以诗歌抵抗国家权力的重要性。

诗与权力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石川啄木在官方炮製「大逆事件」事件以后,彻底调查该事件的成因背景,因为在明治时期的作家当中,以他最为知悉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最能洞察其遭到官方镇压的本质。他在〈时代闭塞の现状〉一文中诉求的那样,其追根究底的精神,以及晚年所写的批判性的文章,很大程度影响了后来普罗文学的发展,可谓重要的先驱者。

从文如其人的视点而言,石川啄木在诗作中显露的句子,似乎为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以此引导我们了解他赖以生存的苦闷时代,诸如「无尽的议论之后」、「一匙可可」、「激烈辩论」、「墓诗铭」这类事物情感的形容,不论形式和内容,无不在展现石川啄木的叛逆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他很早即看出这个命定,自己无法选择出生的年代,儘管如此却能以清醒的目光,看待和批判不公不义的劣行,他对于贬抑人性的高压强权嗤之以鼻,不惜与文坛奉为圭臬的自然主义对决,还严厉批判当时那些没有抱负作为的年轻人,丝毫不做出让步。

因此,在石川啄木死后,大正时期的劳工诗人——根岸正吉和伊藤公敬的《在最底层歌唱》,显然受其叛逆精神的影响,亦是诗歌思想的另类传承,它们未必有直接的师承关係,但与此同时它们很早就组成了共同的命运,时而传播诗歌之美,时而证明诗歌这种抵抗的武器,足以与绝对的权力相抗衡。

虚无主义与萩原朔太郎

诗与权力的重要性如果说,每个时代都必须面临各种风潮的冲击,那幺进入激荡的大正时期,虚无主义的兴起和扩散,彷彿是证实尼采式的哲学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作家诗人在各种困难中继续创作写诗,以文字构筑自己的思想世界,扩大与世界的联结。然而,这样的美好愿景依然无法安然于严峻的出版法之外。

所有违反国家和社会道德的作品,举凡在诗集中出现这样的字眼:脖颈、死、白骨、爆发、接吻、性慾、色情狂、通姦、肚围、强姦、卖淫、变态、共产等,如达达主义派的诗人远地辉武,其《与梦境和白骨接吻》这样的书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败坏善良风俗,具体散播虚无主义思想的种子,旋即遭到查禁处分。例如,在萩原恭次郎(1889-1938)第一部诗集《死刑宣告》中,揭示如此惊世骇俗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讚美女人〉:

┌──胸部──────歯车●●廻る!│●梦とキツスと雌蕋!├──腰部──────赤旗●●飜る!│●生々しい现実の怒つた蔷薇!└──ダイナマイトを踏んでみろ!

任何未受过现代诗鉴赏的读者都知道,这首新诗有着强烈的性暗示,严重踩到查禁和不得发行贩售的红线了,其结果自不待言。

再举一例,大正时期的代表性的诗人萩原朔太郎(1886-1942),出版首部诗集《吠月》,却因为内容有败坏风俗的嫌疑,险些遭到查禁处分。当时,审查官员向朔太郎发出命令,他有两篇诗作必须删除,否则该诗集将无法发行贩售。这两篇诗作即〈爱怜〉和〈恋爱之人〉。在〈爱怜〉这首诗中,朔太郎这样表现他的情慾和爱情观:

「你的牙齿一定很可爱,咬着青草的女人啊!女人啊!用淡蓝色的染料,均匀彩绘你的面颊,我挑逗你的情慾,在草丛里悄悄地嬉游。看吧!这里有吊钟花摇曳,那里有龙胆花伸出细软之手,啊,我紧紧抱住你的乳房,你用力按住我的身体。就这样,在无人的原野中,我们像蛇一般地缠绵。啊,我是多幺热爱你呀,用青草的汁液,涂抹在你美丽的肌肤上。」

萩原朔太郎《吠月》这部诗集,于大正6年出版,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未休,同时也是日本政府整肃社会主义者和劳动阶级最为炽烈的时期,毋庸说,彼时民众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所能得到的自由相当有限。

而且,在言论审查机关看来,在诗歌中像「我挑逗你的情慾」、「紧紧地抱住你的乳房」这赤裸裸的字眼,就已经构成「伤风败俗」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实质证据,更遑论其他推翻政府的革命口号了。对此,朔太郎不像其他意志软弱的诗人,而是直抒己见,为自己的诗歌主张辩白:

「我的确对男女的情慾,有一种憧憬和实际感受,但是就题材和内容,这是极为典雅和耽美的抒情性……。如果,这样的诗篇被判定为『伤风败俗』的话,那幺日本自古以来的抒情诗作,岂不是要全部予以禁止出版吗?」

诗与权力的重要性

以当时的言论环境而言,萩原朔太郎敢于向审查机构展开还击,发出不平之鸣,绝对是高贵的异端,而异端者的艺术表现,自然与官方意识型态相违背的。简单地说,在高压政治统治之下,作家诗人的选项很少,他们透过病态的诗句,极为典雅而耽美的抒情诗,都在传递他们对于时代自由的渴望。

当思想自由这种普世价值遭到无情的折损,诗人没有悲观和绝望的权力,他甚至必须反其道而行,以诗歌的良善做武器,以诗歌的正直做为承载,在每个恐怖的年代里,用真挚无私的笔触,面对所有指向他们的迫害。而诗与权力的重要性,在诗人为这时代所做的牺牲、对无数理想的怜悯中,将更能清晰地显现出来。如此一来,崇高的诗性与圣洁的神性,也许可以同置在一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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