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不被需要的年代,谈文学的可能──侧记张铁志、王聪威、陈

时间:2020-06-27

在小说不被需要的年代,谈文学的可能──侧记张铁志、王聪威、陈

王聪威、陈夏民、张铁志。

三位实力坚强的文化人,三位都有媒体或出版编辑经验,三位不约而同选择了这个冬天推出作品,三位却用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他们最新的尝试。在逼人的寒夜里,他们要谈新书、谈时下的文学变化,带着摇摆的威士忌,也谈谈自己的文学这条路,和一点不轻易的决心。

《主妇的午后时光》是陈夏民的第四本书,与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本书谈的不是陈夏民自己,而是一本针对十五位家庭主妇的访谈文集。採访不同于先前自我书写的经验,因为写的是他人隐私、面对的完全是另一个人的生命,作者必须更谨慎尊敬地对待每一次相遇。

在写这本书之前,陈夏民虽然会有意识地提醒自己创作者应该要试着理解世界不同的对象,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外面世界人们的想法。这次的访谈让他走进本来永远不可能碰触的人家里,了解对方的生命故事;这难得又幸运的经验、这样意想不到的跨越,也带领陈夏民逐渐走出自己人生的低潮。

王聪威认为,台湾不似国外报导文学有深厚的传统,《主妇的午后时光》尝试的人物採访值得更多投入和发展。真实报导文学正逐渐成为当前显学和热门,大家都以为真实的故事相对容易描写,真正能够将纪实、报导文学写得好的人才却凤毛麟角。王聪威感慨地说,目前全台湾写得最好的短篇人物採访大概是《壹週刊》拥有的〈坦白讲〉和《苹果日报》的〈人间异语〉专栏,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两家以伤害最多人闻名的媒体报纸。

《燃烧的年代》是本时下文化评论的结集,副标题「独立文化、青年世代与公共精神」从政治、文化到商业,无不影响着这个社会,例如小确幸是新的文化概念,也是新旧世代的重要冲突;又如新的商业想像被打开,不再只是过去传统大资本连锁店的光景。儘管很多变化身处其中的参与者未必能感觉到正在发生,这本书要讲的就是:我们怎幺去理解我们这个时代?

《生之静物》是改编日本大阪新闻事件的小说,讲得是「孤独死」(无缘死),意指没有缘分的死亡。日本这类极度发达且孤独的社会中,现今一年有几万人在没有社缘、亲缘、地缘,没有任何支持系统的情况下最后孤单地死去。台湾虽然有跟日本不一样的支援系统,但王聪威认为我们也正慢慢走向这一步;《生之静物》正是点出了近未来迫切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世界。

三位创作者都提到,近年来台湾的文学市场越来越不景气。创作者发表作品的平台虽然与日俱增,稿费和实体销量却越来越少。经营出版社的陈夏民指出,大家普遍以为诗是票房毒药,2016年出版的诗集很多却有几千本销量,甚至再刷;部分散文以主题行销也都能顺利打响,反而唯独小说最难卖。如今小说的读者群正在萎缩,这可能是整个文学市场的萎缩之一,也可能全世界文坛都面临着相同的情景。

另一方面,张铁志提到热门脸书专页「晚安诗」可能也带动了近年的诗集销量。「晚安诗」每次发文使用图像呈现一两句最有力道的诗句抓住读者,随着粉丝群众扩大、晚安诗逐渐变成风潮,也扩大了读诗的群众。陈夏民补充更值得注意的观察:当我们读诗的方式常常是在社群网站上看图片及短句,被诗句瞬间的凝鍊或意象吸引,这样的文字搬演会不会影响未来人们写诗的方式?这个年代流行的风潮似乎已慢慢有此倾向。

陈夏民提到读《生之静物》时母亲的独白令人印象深刻:「我为什幺选择这时候离家呢?我有点后悔。不是这样的,是不得不这时离开,是妳爸爸逼我的不是吗?这种天气小虎斑能活多久,该不会被柏油路给烫死,然后融化到柏油里面吧?一整条马路全是由猫尸铺造而成,有的未死的猫,也被融了进去,当车子开过时,还能听见猫被压到的惨叫。」这个段落有很强烈的哀伤:我今天正过着我这辈子最差的一天,凭什幺小猫可以如此无辜任性地发出新生儿充满希望的哭叫?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小说捕捉心情的精準和力度往往比很多非虚构的作品来得更强烈。

骆以军的小说《女儿》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比喻描述年少的热忱被这个世界无情糟蹋:「对着一个世界最髒的厕所打手枪」。经营独立出版和独立书店,最近陷入人生低谷的陈夏民不无感触地说:「我在火车上看到那个句子的时候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因为真的就是这样,你有时候就会觉得你的人生就是这样被糟蹋了。你最真诚的情意,就这样被糟蹋到最髒的厕所。我觉得很遗憾,为什幺我们这个世界好像不太需要小说了?」

王聪威觉得台湾现在的文学和小说有年龄层过低的倾向,作家们喜欢写、喜欢阅读的东西都太过年轻,思考的事情要不是离这个世界太远,如数十、千百年前的历史,要不就是太过童话奇幻。他认为创作者们应该多写一些时下正在发生的事,让人们能够更理解这个世界。

甫出版新作品的王聪威感性地说,对他而言,小说是越来越珍贵的事物。他的文学之路以写诗为起点,《生之静物》是他的第十本书,之前也出版过散文、工具性的书籍,他现在越来越懂得珍惜能够写作的机会。

在创作者漫长的写作生涯、文学工作时间里,有人愿意花钱在其作品上的时间大概只有百分之十。意思是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没有人给你任何一毛钱,甚至没有人要读你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还是在写,而且乐在其中──这就是写作最珍贵也最重要的地方。

王聪威:「我之前出过很多小说,《滨线女儿》、《师身》……《生之静物》我自认为写出一个新的风格。不论文评怎幺说、不管读者对我的评价如何,对我来说最珍贵的是我居然能够一直写到现在、写到《生之静物》这本书,而且有人愿意读,有人愿意在新书发表会的场合来聆听。光是这点就时时警惕我,你必须保持在最好的状态,去写出不输给其他人的东西。我相信对铁志、夏民来说应该都是如此,你只要有衰弱、敷衍了事的地方──他们目前是没有这样的状况啦,也深深希望我们都不要露出这样的痕迹──如果露出这些痕迹的话不仅是对不起读者,也是对不起自己。」

张铁志一直对「乐评人」、「知名作家」等称呼有着暧昧和不安感。他认为自己不懂音乐,写得不是音乐评论而是音乐跟社会文化的关係,因此算不上乐评。关于「知名作家」一词,香港作家马家辉曾经这幺说过:写文章写到最后,不写本小说他自己也觉得被称为作家很尴尬。张铁志打趣,有马家辉在前,他以后也许可以写小说,虽然他缺乏小说家的想像力,也其实没有这个勇气。对张铁志而言,他能够做的是下一本《燃烧的年代》。

《燃烧的年代》是张铁志证明「评论也是一种文学」的一个努力。评论这条路长期以来相当寂寞,特别是政治评论。张铁志的同辈人很多成了优秀的文学创作者或研究者,只有他致力于政治文化评论,希望能用所学的理论去解释台湾族群、政治文化等问题,试着在乱七八糟的媒体环境之外用文学的笔触关心社会、将知识公共化。

书中引用了小说家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文章〈为什幺我要写作?〉(Why I Write)来解释张铁志的写作理念。第一个理由是纯粹的自我,所有写作都含有某种自我表达的慾望。第二是对美学的热情,张铁志不愿停留于死板的理论论述,他重视文字美感,把摇滚乐或文化评论都当成散文来写。第三是「历史冲动」,第四「政治目的」。张铁志写评论的初衷就是要批评、拆解所见的权力或体制的恶、去发扬主流没有看见的社运议题、小众的独立音乐、无光的角落。然而要做到这个地步,他的文字必须有力量。

以《声音与愤怒》闯入文坛,摇滚乐从开始就教了张铁志非常重要的一课:你要够大胆,要创新。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文艺出版和媒体,王聪威的《联合文学》、陈夏民的逗点文创、他自己的社论乐评,就是这摇滚精神的实践。举例而言,《联合文学》有巨大的想像力,每期都挑战用不一样的方式进入文学,希望给读者完全想出乎意料的东西——这个「意想不到」正是一切艺术的关键,是独立音乐和大众音乐的差别、艺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分界:它让你想得更多一点。流行乐很轻鬆、让人很舒服,但是它不PROVOCATIVE,不挑衅听众,不会给人思想上的刺激;但是真正好的文学和艺术,不论谈得是爱情或社会,目的都是在刺激读者思考。

张铁志:「摇滚乐的精神是要说出你心中的吶喊,心中生命想要反映的事情,而不是市场喜欢什幺就给什幺。我们也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但如果只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只会停在这里不会有新的东西。我们需要有人做不一样的事情,才能够往前进。」

三位作家同时都兼具编辑出版的身份,王聪威目前是《联合文学》的总编辑,陈夏民是逗点文创结社的创办人,张铁志2012年担任香港老牌经典杂誌《号外》的主编。面对越来越惨澹的文学市场,陈夏民分享了他的经验和看法。

写作没办法提供陈夏民很强烈的救赎,他并非怀抱天命、有非写不可使命感的创作人,相较下他的人生更多时候跟书、跟出版相依相繫;然而近期的低潮中他却屡次必须面对身为一个出版人却不被这个世界需要的孤独。他形容,每次看到堆放在房间、甚至蔓延侵佔生活空间的书本库存,总会纳闷:不过一两千本的书怎幺可能在全台湾两千多万人中永远卖不出去?

在这对出版不友善的环境中,创作出版是场赔钱事业。创作者不断淘空自己、面对心里最底层的东西,只能换得不成比例的报酬。陈夏民回忆,在这种反覆而残酷的沮丧过程中,他每次都不禁自我怀疑,但每次当他又看见其他人精彩的创意,如《联合文学》12月刊《重版出来!》,或是暑假的《村上春树的少女启蒙读本》,这些美好的作品彷彿就是一股安静的加油打气,让人觉得还不是放弃的时候。今年陈夏民学会放自己一马: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再被需要了,也能释然离开,之后他反而重新找回诠释书籍的热情、能好好思考自己真的想做的事。

支持着陈夏民面对如今兇险的市场竞争做独立出版的是什幺?王聪威笑着说,真不知道哪里来的莽撞的勇气。如今大家都悲观地认为文学的荣光已逝,市场只会越来越败坏倾颓。但在这寒冷的夜晚,三位文学人的对谈却散发出令人意外地安心和温暖:依然有人默默地相信且坚持着,文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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