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军錶与警棍——淮远在台北诗歌节

时间:2020-08-06

诗、军錶与警棍——淮远在台北诗歌节

懒鬼终于出门,今次从香港走到台北,在纪州庵文学森林的夜晚,淮远没有戴帽。又一年台北诗歌节,今年主题是《诗与啄木鸟》,官方文案写「诗是探照灯,能照见幽微与贫瘠,诗人正是辛勤而执拗的啄木鸟,坚持凿进深处,凿出光来。」说淮远辛勤也许有点不符我们对他的想像,但执拗是必然的。讲座名为「危险年代的诗与真实」,由移居台湾的廖伟棠与淮远对谈,也由移居台湾的陆颖鱼当淮远的国语口译。


三位香港诗人在台北诗歌节,话题自然离不开香港政局。全晚的对谈可以由三段动蕩时期串起:8964、70年代、2019。淮远作为时代的见证人,在这三段时期都写出异于主流的诗歌。这次台北诗歌节,廖伟棠几乎以一种热情如推销的语气向台湾读者介绍淮远,「是他那个年代最好的诗人,也是我最喜欢的香港诗人之一。」从70年代开始写作,淮远从早期的诗歌创作转到散文,后来又继续写诗,他的诗集《跳虱》更是收藏家与爱书人的梦幻逸品。


初版《跳虱》只印了200本,淮远向台湾读者介绍道,那时他在编辑部工作,公器私用拿资源印自己的诗,成了诗歌爱好者之间秘密流通的绝版之作。诗集封面是晾在栏杆上的两只袜子(我想一定很臭),事源淮远是个收藏癖,那时热爱收集袜子,就胡乱拍了张照片当诗集封面。话口未完,台下居然出现了读者拿出这本绝版作品冲到台上与淮远合照。假如就像廖伟棠所说,淮远是他年代最好的诗人,那这个年代实在远远还未结束,甚至可以说,只要淮远继续写诗,他的高峰就不会过去。而且谁想到在台湾会看到超级粉丝呢。


从八九六四的一只手錶开始


廖伟棠从淮远的诗作〈手錶〉展开这次对谈,诗作写的是8964,廖认为这是众多写六四事件的诗作中最好的一首:


那年夏天,一名解放军把平乱纪念手錶卖给一位看护长。看护长把它卖给香港来的表弟。表弟随即在王府井某酒店,被电鬍刀的刀片,削掉了指头上一片肉,流了一些血。血和肉说再见的喊声,吓坏了医务员。医务员向一名解放军报告:那人血肉道别的声音,跟那些学生一样。


廖伟棠指出,这首诗展出了香港政治诗别于台湾的特别风貌——日常化。他指一般而言,小说比起诗歌与散文更能承载虚构的力量,但这首诗插入了短篇小说的写作手法,叙事性强烈,同时又在后段加入超现实的维度。这是小说难以达到的高度,叙事的迴路又如迷宫。血肉的意象又彷彿指涉了80年代末,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血肉相连、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想像,忽然一削,就完全切割开了。


「其实在写这首之前,我有三十年没写诗了,我都在写散文。是因为64诗辑约稿我才写的。」淮远说道,「我有20多年都在收藏手錶,尤其喜欢收集军錶,诗里面的军錶是那时我去北京向我的表哥拿的。」换言之,诗中叙事是真实事件,平乱纪念手錶是89年北京当局发给解放军的纪念品,用一只手念来换取血腥镇压也许过于不道德,导致淮远认为他在王府大酒店被电鬍刀割掉手指肉是命定的惩罚。〈手錶〉就在如此背景下诞生。


七十年代自由的跳虱


谈及为何在诗歌当中习惯用叙事手法,淮远坦承自己不甚喜欢抒情诗。他从小读得太多抒情诗与抒情散文,但却独爱叙事古诗,比如〈长恨歌〉与〈兵车行〉等,他认为抒情作品已经太多了,而且太难写好。至于自己的美学倾向,他认为是个人性格所致:「我为人琐碎,后来不写诗而写散文更是因为散文可以承载的琐碎可以更多,更能突显出我的性格。」


就在这种美学思路下,淮远专攻短诗,尤喜可以在瞬间完成的短诗,是一个剎那,一个念头里就能写好的诗。廖伟棠向台湾读者介绍淮远的〈跳虱〉一诗,并笑言这是自己在教诗歌写作课时,是放在最后一周才教的文本。「常言诗无达诂,但这首诗又有甚幺诂呢?有些诗歌是无解的,但无解有时可以代表诗人已经到了最高境界。」


〈跳虱〉

我看见一群跳虱攀附着风

风说我不想带着尘埃旅行。

风说得对

事实上跳虱和尘埃一样

但牠们说:

我们想你吹掉

我们身上的尘埃。


在70年代,吴仲贤在培正中学附近的文青咖啡厅截住跷课的淮远,把17岁的他邀进《70年代双周刊》,淮远称那时的自己「又唔做野,又唔读书」,是个标準愤青,纯粹找点事情来做过过日子。那时的他已有收藏怪癖,家里养了二十只以上的猫,后来就是猫身上的虱触发了他写出〈跳虱〉一诗。


70年代是段遥远而美好的日子,淮远记述,那时即使双周刊也会因为宣传无政府主义而被皇家香港警察没收一大部份,但大家顶多只是捱几下警棍,李国威还是可以写关于警棍的诗,癌石可以在诗里阉割警察,地下异见诗歌依然自由出版。就连如今成为香港诗歌史上的重要作品,邱刚健的〈鎗毙〉与〈静立一分钟〉,也由淮远主编的文学版下发表。不过在如今警察所控制的香港,可能难以实现了。


二零一九年的写作还可以疗癒内心吗?


谈及在警棍阴影下的香港,淮远问廖伟棠:你现在写政治诗,写完后可以解决心里的沉重感吗?淮远坦言,有时重读自己的政治诗,还会忍不住落泪,完全没有言说过后的疗癒效果。廖伟棠沉思一会,才回答:「其实没有写作可以承载到疗癒效果,但我们可以让心里的难过通过写作,让它变得更清楚,就如鲁迅的〈药〉,最后仍要留一朵花,给世界留点希望。」诗人没有警棍,只有诗歌作为武器。


至于为何要透过诗歌而非其他,是因为诗歌作为一种「非常」的文体,它的本质是突破日常且拒绝麻木的。淮远亦同意廖的说法,指出在纪录非常日子与非常事件时,诗的力量比新闻更大。传统新闻是不带感情的,而诗的确可以转化心头的沉重为艺术。廖伟棠说:「我们是诗人,诗人的天职就是写诗。而在香港,就有许多不依从自己天职的警察,没有守好本份。」


其后两位诗人各朗读数首自己在反送中事件后写的诗,气氛持续沉重,直到活动临结束前,两人讨论到如何看待与自己政见不合的诗人所写的诗。两人并无举出实例,但淮远道出了他的标準:「其实异见并无问题,总有人会站在对面,但我所判别的标準是他的作品是否出于真诚。」他遥举莫言为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写出支持中共的文章,使淮远拒绝阅读他的作品。


对谈过后,观众热烈举手发问,从7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的淮远彷彿一部香港文学史在台湾读者面前摊开,讨论从诗学到香港文学无所不包,从粤语写作到淮远独特的写作风格,甚至有留台港生问到粤语使用者如何良好运用书面语写诗等,逼近创作与语言本质的锋利问题。「诗是探照灯,能照见幽微与贫瘠」,在纪州庵文学森林的淮远与廖伟棠,就如理论爱好者常言道的「少数」(Minority),以粤语与特有的思考模式,透过严峻政治环境下的诗歌,讲解香港的非常状态,撑开了日常的裂缝,「坚持凿进深处,凿出光来」。



相关推荐